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谁都无法否认，中国金融业仍是比较软弱与落后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高度发达的美国金融业仍相当不开放，羽毛尚未丰满的中国金融业何以却要相当开放？开放永远是手段，而手段与目的永远不能颠倒。如果某种开放有违于国民利益时，就应当暂缓或终止。

    那位以研究15至18世纪欧洲经济史而闻名<--ADV_CONTENT-->的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将不同形式的资本作了如下形象比喻：“工业资本主义为圣父，商业资本主义为圣子，其地位最低，金融资本主义则是贯穿一切的圣灵（其地位最高）。”的确如此，当正常的投资机会无法为工商业积累的资本提供出路时，就会以金融资本投机的形式，无处不渗透，无处不控制。最终，金融资本将侵入并征服一切工商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最先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国家，产业结构进入了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现代服务业不断上升的“后工业化社会”，显著标志就是以金融业为现代服务业的主体增长迅速。特别是金融业，已成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投入最大、集中了最多精英并居于全球制高点的产业，因而向外扩张的欲望也最强烈。美国金融业产值占GDP的份额早在1990年就超过了制造业，目前占到近四分之一；金融企业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比重到本世纪初已达25%，金融业利润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份额最高曾达40%。

    既然基于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所导致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已向新兴国家与地区转移，加之“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主导的特征，发达国家除了在研发密集的高新技术工业领域重点投入以维持领先地位外，金融资本主义就是他们牢牢把握、时刻看紧并继续充分在世界经济扩张中长袖善舞的工具。一方面，他们对本土金融业与金融市场门户紧闭，司法、行政、资本以及政治等各类壁垒森严；另一方面，抑制不住其内在强烈对外扩张冲动，以“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为口号和策略，推动甚至强迫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开放金融市场与金融业。这从进入本世纪后无论是以世贸组织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比如眼下的“多哈回合”），还是各种区域性多边或双边谈判中发达国家所关注的重点，就可一目了然。

    以货币及其衍生品为经营对象，决定了金融企业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因为，首先，金融企业经营的完全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从而使金融资本在借助国家强制力量的同时，利用“人人需要、人人离不开”的产品优势，可以轻易渗入并控制任何生产与经营“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工商业、服务业、军事、政治等领域。

    其次，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其货币是全球贸易最主要的结算货币，也是全球流通和使用量最大的货币，美国金融业由此当然就取得了最大优势。据有人测算，美元的特殊地位为美国经济带来了多达10万亿美元的价值，使美国得到的收益达到其GDP的3%。取得这种优势并尝到如此好处的美国政府及其金融企业，怎么会不在将其本土市场紧紧严密捂住的同时而千方百计向外扩张实力、抢占地盘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金融资本的控制能力，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的虚拟化，可以使其借助五花八门的衍生产品、令人眼花缭乱的操纵方式，通过使利率、汇率、股票价格指数、商品期货价格大幅度波动，以及直接控制他国金融产业等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而巨额地转移财富。当然，这种财富转移是由新兴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由穷人流向少数富人。所以，称这种由发达国家少数精英集团控制的现代金融业为“掠夺性金融”，一点也不为过。

    问题是，那些新兴市场国家在此过程到底该怎么办？目前在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开放中，这就是个关键大考验。不能不说，形势空前严峻。

    不管是集几乎全部中国财富和信息于一体的银行业，还是各类新兴金融企业，如果没有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似乎就算不上改革，更算不上 “改制”，“外资战略投资者”俨然成了一种所谓促进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当然前提。

    我从来就怀疑金融行当的“外资战略投资者”。那些所谓 “先进理念、技术、管理手段”，在后来的事实面前都成了软弱无力的说辞。

    典型的例子是，作为中国经济命脉之一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上市前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在过去的短短两年里，其投资升值了近十倍。那么，决定商业银行市值的中国经济与银行经营的基本面在短短两年里改善了十倍吗？如果不是，显然是当时外资购买中国银行股权的价格过于低廉了。近些年来境内流动性过剩，本土资本有着投资银行业的强烈需求，何以舍近求远，不给本土资本机会，而只将机会双手奉送给发达国家的金融企业呢？

    更成问题的是，正在发生的可能是，存在以法规形式对境外资本入股中国银行业的限制全部放开的趋势，外资可以取得中国银行业的控制权。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谁都无法否认，中国金融业仍是比较软弱与落后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高度发达的美国金融业仍相当不开放，羽毛尚未丰满的中国金融业何以却要相当开放？实在找不出这种中美金融业开放格局巨大反差的国民经济学解释。

    开放永远是手段。如果某种开放有违于国民利益时，就发生了手段与目的的颠倒，那时就应当暂缓或终止这种开放。因为，金融机构控制权一旦转给外来者，原来的一切利益积累规模与途径等信息就会同中国民众的监督相隔离。这是严重背离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利益的行为，将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首要的观念与国民经济政策是：对待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决不能等同于工商业；对待金融资本的引进，决不能等同于工业资本的引进。当前，最为紧迫的金融管理政策措施应当是：对内大幅放松管制，对外谨慎对待并严格控制。(袁东 沈飞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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